2025年5月低息配资炒股网，同济大学中文系刘强教授所著《大儒兵法：〈曾胡治兵语录〉导读》（以下简称《大儒兵法》）一书由上海远东出版社正式出版。笔者获赠一册，得以先睹为快。
该书以近代爱国名将蔡锷辑录的《曾胡治兵语录》为核心，深度解析中国古代儒家与兵家的内在关系，全面论析晚清名臣曾国藩、胡林翼二人的的军事思想，尤其是治军方略、领导智慧乃至战争伦理，鞭辟入里，令人击节赞叹。
此书不仅很好地凸显了曾、胡二公治兵语录的精华，更通过其导读、注释、今译、附录等几大板块，多维观照，使这部著名的中国古代兵书重新焕发出和平时代的生机，允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文化普及意义的佳作。该书之特色，可概括为以下几点：
一是结构严谨，内容丰富。
仅从目录上就可以看出运思布局之匠心，先是自序、初版序、梁启超序、蔡锷序、增补语录序凡五篇，接着是正文主题内容，最后是附录，即“曾国藩治兵语录辑补”凡五类。可以说，此书基本上把与《曾胡治兵语录》有关的最重要的资料都囊括其中了。
本书主体部分依《孙子兵法》例分十三章，每章均设有导读部分，对该章主旨进行简要解析，使读者能够迅速把握核心要点。如第一章《将才》导读说，“曾国藩、胡林翼皆为儒将，饱读经籍兵书，其军事思想与孙子一脉相承”，自是公允之论。
第十三章《治心》导读称：“以‘治心’冠名，恰与‘治兵’遥相呼应，以彰显蒋某‘治心即为治兵之本’，治兵先需治心之宗旨。”也是比较精辟的概述和总结。
可以说，该书的每一章最前面的导读，都值得读者仔细研读，不可等闲观之。导读后的原文分段出现，注释疑难词汇，包括某些生僻字的注音都很细致的做了标注，例如弁、驽骀、阨、蠲、龃龉、忮等，都逐一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，这种处理，对于我国的普通读者来说，比较具有实用性，帮助广大读者扫除了古今语言的障碍。
此外，刘强教授还对原著的文言进行了准确、流畅的现代白话文翻译，有助于读者结合原文一起对读，从加深对这部兵书的理解。
比如，第一章《将才》的导读中明确指出了曾国藩、胡林翼对于将领选拔的标准，即：“好的将帅，必须具备四个条件。第一要才堪治民；第二要不怕死；第三要不急急名利；第四要耐受辛苦。”这不仅是对该兵书内容的概括，也为和平年代军官的选拔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
二是思想深邃，见解独到。
《大儒兵法》不仅是一部对古代军事著作的导读书，更是一部新时代深刻阐释儒家与兵家内在关系的思想之作。
该书自序《法自儒家有》、初版序《世上再无曾国藩》二文，篇幅宏大，足有五十六页之多，可以视为作者的两篇学术论文。
在新版自序中，刘强指出，儒家思想是中国兵家思想的源头之一，“军礼”“慎战”“足兵”与“义战”等大抵体现了儒家对战争秉持的一种相对理性的态度，清代进士出身的曾国藩、胡林翼的军事思想与儒家经典其实是一脉相承的。
此论虽和“新子学”的一些学者不完全一致，但也从侧面揭示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与诸子的根源所在，为当代读者理解曾国藩、胡林翼及蔡锷等人的兵学思想提供了全新的视野。
作者还认为，道家老子、庄子、鹖冠子、庞煖等人，强调“兵者不详”“以奇用兵”，认为战争和军事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，这和战国末期的兵家观点也存在内在的相通之处。而在对《尚志》《诚实》《勇毅》《仁爱》等不同章节的深入解读中，曾、胡二人对于军人修养和素质的高度重视也呼之欲出。
如第三章《尚志》就说：“凡人才高下，视其志趣：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，而日趋污下；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，而日即高明；贤否智愚，所由趋矣。”强调了志向高远与否，对于一个人成就事业的重要性，进而指出军人更应立志高远、淡泊名利，有活泼泼之胸襟，有坦荡荡之意境。这种思想，与当代对军人信念坚定、忠诚担当的要求不谋而合。
三是针对现实，指导性强。
《大儒兵法》不仅具有深厚的哲学思想底蕴，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。作者结合新时代军队建设的实际，对曾、胡二人的治军方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创新性的发挥。
在第二章《用人》中，通过分析曾国藩知人善任的实例，提出了现代军队在人才选拔和培养方面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，赞同“先求将而后选兵”，并明确指出，自古“人才难得”，知人、察人、识人、用人，适成一个具体而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系统，发挥着治国安邦、经世致用的重大作用。
又如第六章《严明》中，作者写到：“严明”是指赏罚严肃而公正，治理军队除了要有精兵强将，还需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军纪军规，功赏罪罚，一丝不苟。
不仅如此，还要立法者能够以身作则，这样才能令行禁止，事半功倍。曾国藩说：“立法不难，行法为难。”
该书第九章《勤劳》的导读亦颇有可观，作者剖析了勤劳和治军的关系，认为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唯一法宝不是别的，而是勤苦训练。曾国藩曰：“身勤则强，逸则病。家勤则兴，懒则衰。国勤则治，怠则乱。军勤则胜，惰则败。”
故在这一章末尾，蔡锷特加按语曰：“习劳忍苦，为治军之第一要义。而驭兵之道，亦以使之劳苦为不二法门。”这些思想，从和平时代的军事管理智慧来看，指导性似乎更为突出。
四是血性为核，彰显军人精神。
在新时代背景下，军人精神的培养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一环。《大儒兵法》一书，通过深入解析曾国藩、胡林翼的军事思想，为新时代军人精神的内核研究注入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能量。其中，“有血性”作为军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强调和关注。
本书开篇就引录曾国藩的名言：“故吾谓带兵之人，须智勇深沉、文经武纬之才。大抵有忠勇血性，则四者相从以俱至；无忠勇血性，则貌似四者，终不可恃。”接着又辑录胡林翼论将才之语：“求将之道，在有良心，有血性，有勇气，有智略。”这和新时代我国军人的“四有”若合符节，或可视为新时代“四有”军人精神的历史文化来源之一。
曾、胡二人对于“勇毅”精神十分推崇。儒家认为勇必合乎义，勇必辅以谋，勇必成乎毅。曾、胡二人皆为儒将，在重视培养将士勇敢的同时，尤其注重刚毅、坚韧品格和吃苦精神的锻炼。
曾国藩认为，治兵打仗，“遇棘手之际，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。”一名优秀的军人，在战场上既要敢冒险，又要有毅力，小心谨慎，竭尽全力以赴使命。书中所强调的军人要有不怕死、敢于胜利的品质，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，英勇顽强、有必胜的信心。
这种精神，正是新时代军人所必备的“有血性”之体现。放眼当今世界，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时，如何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，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锤炼本领，铸就英勇文明之师，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大课题。
总之，《大儒兵法》既是一部解读中国古代兵学的学术著作，也是一部融入了新时代文化精神的普及读物。在研究和分析曾国藩、胡林翼军事思想的同时，可以很好地了解一代名将蔡锷的军事思想，为今天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提供启发和助力。蔡锷是曾、胡二人军事思想的整理者和弘扬者，也是今日军人学习的榜样。
正如《梁启超序》所言：“世知松坡之事功，读此书，可以知其事功所由来矣。”上个世纪，蔡锷振臂一呼，应者云从，成为拱卫神州共和的一代名将。
今天，生在和平时代的我们，亦当守望源远流长的兵法智慧，静下心来研读蔡锷辑录的《曾胡治兵语录》这部名著，或能承先贤之教，克己治心，能立能达，不怨不尤，庶几可传承中华优秀兵学文化，相期莫负平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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